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搬进一个独立砖房

    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

    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

    我第一次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以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北上长春。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没能被录取。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那已是1982年的1月7日。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翻译稿件，我将它们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大学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3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14元。1978年的14元，是很大一个数。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我第三次搬家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我是决定将我“南开的家”永远地搬到北京，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大学应该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可我怎么也没料到，到北大仅仅5个月，我会在北大校园未名湖边晨跑时,意外地遇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学院前院长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谈20分钟后对我说：“你应该去美国深造。让我来帮助你。”我去了美国，因各种原因，不想一呆就是17年！

    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12月30日那天，雪花大如鹅毛，我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我教的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road,takeme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